文学顺变与守恒演讲稿

导读：　文明是一条河，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或者说化旧为新，化新为旧，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重组和再造。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东方的文化传统遗产，只是把它们作为资源，作为创造者的现...

文学顺变与守恒演讲稿

　　“寻根”牵涉到东西文化的比较，牵涉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依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

　　文明是一条河，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或者说化旧为新，化新为旧，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重组和再造。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东方的文化传统遗产，只是把它们作为资源，作为创造者的现实条件。

　　创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谦虚的胸怀，不会出于某种情绪化的原因，对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给予忽视或蔑视。

　　关于“寻根”的两个背景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关于莫言的报道和评论中，有些人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文学寻根”或者“寻根文学”，他们把莫言列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这里我首先就“寻根文学”或者“文学寻根”做一个简要介绍。

　　在1985年前后，有一批中国的中青年作家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寻根”。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它后来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这就需要了解八十年代的背景。

　　我想，第一个背景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结束了“文革”。在此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已形成主潮，到“文革”时期是登峰造极：很多庙宇被拆毁了，很多典籍被烧掉了，很多文化名人被送入牛棚监禁，甚至流放到边远地方接受劳动改造。那时候有个常用的口号叫“大破四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个时候，孔子是臭不可闻，道家、佛家也是精神鸦片，受到了严厉批判。那时候的儒家、佛家、道家等等，甚至民间草根文化的一些遗产，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这样的情况，其最早源头大概算得上“五四运动”期间某种文化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革新之功，但也有激进之弊，在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不是那么理性。比如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他以前骂中医，对京剧也很不以为然。后来名气如雷贯耳的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刘半农先生、钱玄同先生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当时都认为要废除中国文字，说中国文字是腐朽的文字。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全国学习法文，或推行世界语。后来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受这个思潮推动，承诺要对汉字进行改革，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这些事件都是在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和情绪之下推动起来的。

　　第二个背景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向世界敞开了我们的胸怀。那个时候，大量的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进入了中国，西方很多的产品、服务也潮水一般地涌入了中国。像我们这样的过来人都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雅马哈的录音机，丰田牌的汽车等在中国很时髦，美国、欧洲的各种技术设备也让国人趋之若鹜。在西方潮流进来以后，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不是要全盘西化?当时这个问题在知识界、文化界争论很多。

　　当时的文学界就处在这么两个背景下：一个是“大破四旧”，一个是“全盘西化”。这样的两种声音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不接轨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同的，组成了一个同盟。不管是红色的前一种激进，还是白色的后一种激进，不管是以苏俄为背景，还是以欧美为背景，它们都代表了强势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挤压和输入，并且共享一个进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历史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下，文明没什么多样性，只有进步还是落后这一个标尺。中国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头彻尾地变成西方第二。

　　1984年初冬，《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市文联邀请中国一批中青年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在杭州聚会。我是参与者之一。朋友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不足。当时我也是“伤痕文学”的参与者之一，写了很多控诉“文革”浩劫的悲情故事。大家觉得，这些作品虽有启蒙的重要意义，但还是很简单，其中不少作品过于公式化和概念化，比如老是“进步人物”和“反面人物”的黑白两分，比如总是“革命”和“反动”的红脸白脸。这就是说，这些作品批判“文革”但仍然承袭了“文革”的思想方法和表现方法，游戏规则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谈到了很多如何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技巧的问题，也谈到了政治视角之外的文化问题。事实上，与会者们当时大多是西方文化的发烧友，比如时隔两个多月之后，在1985年初春，我就来武汉大学进修英文和德文，好几个月里除了写家信，基本上戒中文。但我们热情学习西方文化，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大破四旧”或者“全盘西化”呢?我们讨论的结果，当然是“不”。这就是杭州会议的成果之一。李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李庆西等人在那次会上都疾呼关注中国文化传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在东北的《作家》杂志上发表，引起了中国文艺界发表数以千计的文章大讨论，形成了一个争议的热潮。其实很多文章，我本人也没有看，但是这个“寻根派”的口号出来了，“寻根文学”、“文学寻根”这样一些概念就出来了，看得我也找不到北，也没办法再发言。

　　直到今天，我相信“文化寻根”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并没有成为共识，即便莫言先生戴上这顶帽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也仍然没有共识，还可以继续争议。

　　两种经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响应并且参与到这个所谓的“文学寻根”热潮中来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作家：比如陕西的贾平凹，当时他写了“商州”系列小说，把很多历史、地理、民俗的资料带入了文学，跳出了“伤痕文学”那些简单的政治模式，面貌一新，让很多读者感到惊喜。另外一个作家是北京的阿城，当时最有名的《棋王》《孩子王》等，不但走红大陆，把很多台湾读者也迷住了，培养了一批铁杆粉丝。《棋王》写道家的棋道，让读者很惊讶，洞开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明亮窗口。又比如浙江有一个作家叫李杭育，写了“葛川江系列”的小说，特别热衷于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在杭州会议上与他哥李庆西一块，对吴和越的衣食住行，再到哲学和宗教，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让我很长见识。还有上海作家王安忆写了《小鲍庄》，北京张承志和郑万隆，分别写蒙古草原和东北山林，刚出道不久的莫言写山东高密……这样一大批作家，写了一大批地标性的作品，在作品里开始注入大量的文化内涵，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拉开了距离。他们把“政治的人”看作“文化的人”，让我们的视野更为扩展。我曾说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丢掉政治，只是说这就像给人看病，不光需要听诊器，还需要X光，还需要CT和MR(核磁共振)，需要多种视角和多种方法，看到人的其他剖面和其他层次，多方位地来了解社会与人生。

　　这批作家有一个大体的特点，即“泛知青群体”，其大多数不是下乡知青，就是回乡知青。这一个群体往往具有两种经历，即一个农村生活经历，一个都市生活经历。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不管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西方文明，城市总是快一拍或快两拍，无论是建筑、服装、用品、学科，还是流行思维和词汇，多是“舶来品”和“山寨品”，都市成为西方文化最先抵达的地区。相比而言，农村会慢一点，与都市相比有一个时间差，会更多积淀和储存一些传统文化遗产，就像一个活的博物馆。那么，有这两种经历的人，就会在这个时间差里面看到两种不同的文明面貌，在两种文明激烈的对抗、对峙、碰撞、震荡中间，也是在两种文明的交汇和融合的过程中，辗转反覆，上下求索，积累一些特殊感受。比方说很多人会提到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好像这本书写得有点怪异。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为自然的事。我作为知青，到了乡下，听到我听不懂的方言，当然会产生不一样的心得，相当于做一点语言比较学的工作。比如我在书中写到一个“甜”，我下放的那个村庄，所有好的味道就是一个字来表达——“甜”，肉好吃就是“肉很甜”，鱼好吃就是“鱼很甜”，吃糖那当然也是“甜”。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对味道的区分怎么这么粗糙和简单?其实，英文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个hot，把一切刺激性的口味都代表了，与马桥人的“甜”有某种近似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就在这样一种激烈的震荡甚至煎熬下，一批作家借“寻根”的名义，把他们的心理感觉释放出来了。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是五花八门的，比如有些对乡土非常怀恋，也有人对乡土非常厌恶。其实无所谓，不管是怀恋还是厌恶，不管是向往还是仇恨，重要的是那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人生体验，在所谓的“寻根文学”里得到一种释放。这种难以忘怀的纠结，与以前的乡土文学也形成了区别。赵树理、浩然、刘绍棠先生等也写过乡土，但他们的作品一般来说面貌明朗，主题不难理解和把握，但“寻根文学”不大一样，不仅仅是它有更多历史纵深感，更愿意捕捉古村、古镇现实中的历史基因，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种复杂性，一种多义性，一种自我矛盾的特征，不太明朗，甚至有些晦涩，比如莫言先生对高密到底是爱还是恨，说不太清楚，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复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当时也有很多批评家把“寻根文学”也当作“先锋文学”的一部分，我的头上就戴过这样的帽子。这是批评家的权利，我毫无办法，也没法自我分辩。

　　两种批评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九十年前期，“寻根文学”在正统和主流的批评话语中一直是个贬义词，在某些官方文件中是戒备和整肃的对象。我很尊敬的文学前辈，比方说冯牧先生、陈荒煤先生，作为文艺界的权威和领导，他们都很关心我，有一次我和冯牧先生同坐火车，他恨铁不成钢，说“小韩啊，你要走正道啊!”还有人的话说得更重一些，当时中央高层一位负责人公开说过：寻根这个口号本身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的根在哪儿呢?我们的根应该在延安嘛。怎么一寻根就寻到封建主义那里去了?这是找错了方向。当然，我也理解他们，他们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可能的思想边界就在延安，就在十月革命。“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他们不可动摇的法典，“寻根”这说法怎么听都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批评，是来自民间的某些知识群体，还有我们文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寻根”就是当没落文化的“守灵人”和“辫子军”。

　　“寻根”牵涉到东西文化的比较，牵涉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依照台湾一位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的说法，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他认为，现在谈这事难免情绪化的，只有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准大体接近的时候，再来谈文化或文明的比较，才可能平心静气一点，深思熟虑一点，平实、务实、理性一点。如果按钱老先生的要求来看，即便中国的GDP总量在十年之后接近美国，但人均GDP还差得远，只能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钱老先生说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全盘西化”的声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一种强大的情绪，会使我们的很多讨论变得扭曲和混乱。

　　当然这也没关系。我以前经常说，要有思想准备，一个作家要毛深皮厚，不管人家怎么骂，尤其现在是微博时代，基本上是泼粪的多，拍砖的多，起哄的多。一个作家要善意地对待批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前不久，我读到一个法学专家的文章。他谈到如何重新认识和吸取中国的本土的法学思想资源时说，中国的文学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关注到现代化的中国资源、中国路径、中国创造，作者完全是一种很赞赏的态度。听到这种说法，这不是文学界的耻辱吧?以为中国以前没有法，没有法治，是一种误解。秦始皇就开始立法，法家在先秦时期就是名头很大的一个学派。我翻过一些《宋律》和《明律》，都是厚厚一大堆。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刑不上大夫”，经常被理解为大人物胡闹都可以免罪，其实《宋律》不是这么解释的，它只是说给大夫治罪要符合礼仪，比如我不杀你，要求你自杀，赐你一条白绫，自己上吊吧，这就叫“刑不上大夫”。又比如中国独特的一些司法特点，孔子说的“父子相隐”，儿子或父亲互相作伪证，情有可原。其实中国现代的司法解释近来也开始变化，对直系亲属作伪证的，量刑从轻，或予免刑，就有一点法学“寻根”的意味了。这是一些题外的闲话。

　　“多重现代化”

　　我比较喜欢两位艺术家——一个是王洛宾，一个是杨丽萍。王洛宾是“西部歌王”，深深扎根于西部丰富的民歌资源里面，这才长出了一棵艺术的大树，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包括那些rap代替不了的，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层面上能拿得出来的舞蹈家就是杨丽萍了，她从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中汲取营养，提炼肢体语言和心理符号，也是有“根”的艺术。王洛宾也好，杨丽萍也好，他们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恰好是特别现代和先锋的艺术，是“西部风”和“西南风”，也是中国的“现代风”。事实上，“寻根”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也是影响遍及一切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其要点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现代人的文化创造。

　　我刚才提到过，就在我写作和发表《文学的根》的同时，我在武汉大学学习英文，后来还从事过一些翻译工作，包括翻译昆德拉和佩索阿。在我的理解中，中西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恰恰相反，是一个相得益彰的关系，互相激发和互相成就的关系。我遇到过一个基因学家，他说他们搞基因研究的很重视优质基因，重视原始种，比如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在偏远地域寻找到的，一些未被现代农业反复使用过的那种物种。这种物种往往避免了种性机能退化，往往保留了更多优质的基因。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些“原始种”是传统还是现代?因为它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种子，肯定是老古董。但如果没有现代的基因理论和基因技术，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原始种，也没法找到和运用它，甚至连这个概念都不会有!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种”难道不是一种最现代的事物?同样道理，在文化这个领域，本土化往往是现代化所激化出来的，本土化又给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动力，使现代化本身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不断丰富和创造的过程。

　　这样的现代化，肯定不是单质的，而是多重的和复数的。多种多样的现代化之间会有互相交叠的部分，也会呈现各自的特点和面貌，形成多样的统一。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全盘西化，理解为对欧美现代化模式一种单质的全盘照搬，那么至少会遇到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单质的西方，高纯度的西方?大家知道，西方很牛的是科学，其科学的核心工具是数学。但西方现代数学用的是阿拉伯数字，不是罗马数字，这证明曾经是阿拉伯人帮助欧洲白人发展了数学，所以说西方欠了阿拉伯一个大人情。“0”是印度人发明的，也有一种说法说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能还有人会说是韩国人发明的，但总归来说不是欧洲人先发明的。西方还有一个很牛的东西——宗教，但大家知道，西方的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并非他们本地的土产，其源头在中东的耶路撒冷，以至米兰·昆德拉曾经说“以色列是欧洲一个体外的心脏”。我们再来看政治制度。我在法国参观拿破仑博物馆，讲解员就说拿破仑对于欧洲现代文明的大贡献是建立现代文官制度，而这个制度直接来自中国的启发——科举制!在拿破仑以前，欧洲当官都是世袭的，都是“官二代”或“官N代”。后来欧洲人看到了中国的科举制，觉得这种制度好，可以广泛地搜罗和筛选人才，可以相对弥合阶级之间的沟痕，可以鼓励个人奋斗，“将相出寒门”么，打开了一个阶级流动的通道，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从拿破仑开始，又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引入，算是“出口转内销”，科举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这算不上最合理的制度，但可能是眼下各种有毛病制度中毛病较少的一种，暂时这么用着吧。总而言之，科学也好，宗教也好，公务员制度也好，如此等等，西方文明是吸收了非西方世界各种文明之后的一种再创造，不仅仅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同样，世界上也从来没有高纯度的中华文明传统。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早已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乃至于演化到今天，基本上都是“杂种”状态。文化差异充其量是这个“杂种”和那个“杂种”之间杂得不大一样而已。

　　第二个疑点是，全盘西化有过成功的经验吗?中国的西化程度其实是蛮高的，我们的数理化、文史哲等各个学科基本上都是西化或半西化的，甚至很多理论是直接从西方拷贝而来。世界上翻译西方文学经典作品最多的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这么大，翻译家队伍大，出版机构多，研究和教育机构这么多，几乎西方的文化典籍没有几本漏出我们的视野。“大破四旧”，我们干得很狂热;“全盘西化”，我们同样干得很狂热，一切向美国看齐，同国际接轨。当然，我们没有全面和漫长的殖民史，顶多只有一个“半殖民”，不是全盘西化最彻底的。比我们更彻底的有非洲。非洲很多国家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直接使用英语或法语。非洲很多国家的教育也全面换血，甚至在有些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知识精英全都拿西方文凭，中小学也全面使用欧美的教材，黑人小孩一上学就读“我是英格兰人”或“我是法兰西人”。很多非洲地方的本土宗教已经消失和溃散，都改为基督教。他们还全面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比如议会、政党等等。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他们的经济制度也与西方差别不大。问题是，这样一个“全盘西化”“大破四旧”的非洲成功了吗?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不必幻想某种高纯度的文明，不必幻想某种切换式的、复制式的文明变革。文明是一条河，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或者说化旧为新，化新为旧，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重组和再造。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东方的文化传统遗产，只是把它们作为资源，作为创造者的现实条件。作为一种对话关系的展开，“寻根”不是要建立博物馆，不是要厚古薄今，不是要守成。与之相反，我们只是认识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的配置组合，来支持和促进我们的创造。需要指出的是，复制不是创造，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成，是懒人和庸人想整一个容、换一身皮然后去邻居家继承遗产的守成态度，同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视野里就会少一些偏见和盲区，必然是广阔而明亮的。创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谦虚的胸怀，不会出于某种情绪化的原因，对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给予忽视或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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