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十八篇

导读：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充分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依托现有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形势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充分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依托现有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的文章18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关于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深化改革发展，进行依法治国。首先从社会文明建设着手，开展了依法治国、文明治国，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进而讲述了依法治国和改革发展的实践与历史，在法治与改革的双重作用下成就我们的中国梦。

　　【关键词】依法治国;改革;制度文明

　　一、围绕深化改革，开展法制强国的道路

　　1.首先抓住制度文明建设。

　　创建制度文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建设。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家现代化体系的治理能力也要不断的提高，也从各方面彰显我国了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我国对制度文明的执行力以及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同时，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反映了制度文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制度文明程度不仅影响着国内的发展水平，同时对于国际规则制度、参与度以及在国际上的信服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套完整的文明制度是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延续的基础。并且抑制了社会中一些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抑制性的持续会形成一种共识，从而使社会主义文明有一个质的飞越。

　　2.法治―文明治国的一种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体现于国家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主要方式。该制度是一套集实施、监督以及保障为一体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以及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换而言之，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对国家法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的完善，全面推广社会主义文明制度势在必行。对于目前各国法治现状而言，国家法治核心主要有以下几点：国家法律的平等性、强制性以及法律至上等。总的来说，法治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治的国家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也无从谈起。

　　二、依法治国与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历史

　　1.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为了促进法制理论的创新，应该吸取中国法律文化的精华。为了加强法治道德底线，应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因而，发展具有中华特色、符合中华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制理论，务必要认真整理历史上的解决方案和法制关系的教训。从而，更深刻的解析全面强化改革和全面促进依法治国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指导。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隶土地制。地主阶层随着经济势力和政治壮大，要求改革政治，废除奴隶主特权，创造地主阶级的治理秩序。商鞍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发动了两次变法。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把改革的成果经过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能够借助法律所拥有的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以宪法的确认，为改革保驾护航;以先行法律的方式，经过授权法律和立法的及时立改废释，发挥法律的引领和推动功能，以宪法促进改革，完成改革计划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经过严格的执法与公正的司法，明确违法与合法的边缘，避免改革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用依法治国的思维与方法进行改革。

　　在全面强化改革背景下，必须加倍重视维持依法“变法”和依法改革。在改革进程中，须依法有据，更要高度重视利用法制方式和法制思维，完成法制对改革的推动、保障、和引领功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的条件是将法治精神连接上认识、处理、分析问题的过程，是以法律道德规范为标准的逻辑化理性思考方式。法制思维比较重于强调职业化思维的方式，为法律所掌握运用。和法治思维对立的是人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天敌，人治思维是强调人和权力的用意，忽略法的作用，导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甚至以权废法。习惯人治思维，缺少法治思维，这样导致法治尊严和权威不复存在，导致人们信小不信大、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即损害人民利益，也破坏社会秩序，还可能损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三、改革与法制相辅相成

　　全面深化强调改革的整体性、全局性，要求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的运转。必须从基础上促进法制建设的进度，加快法制社会的完善。全面强化经济改革对完善经济法制的提议。随着经济改革的完成，经济法治建设必然进入新的阶段，迈上新的台阶。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对推进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推动依法执政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党的领导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全过程。

　　总之，从首要问题开始，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加快社会发展，全力推动依法治国，用法治的手段来推动社会改革的成果、创新与深化。依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全力发展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保证社会改革的措施与法律法规的调整同步进行，再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从而使得全民奔小康，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邸乘光. “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演进、基本内涵与重要功能[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6(01).

　　[2] 吴贵春.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和体现人民主体地位[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3] 张明. “三位一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4] 王建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学习关于“三农”工作讲话精神的体会[J]. 农村财政与财务. 2014(05).

第二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三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于形势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作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要积极探索专题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策略，将学生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满足当前学生的形势与政策学习需求，构建起科学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实现专题教学的全面创新，适应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新课程教学改革目标。

　　 【关键词】高校 形势与政策 专题教学 实效性

　　 在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结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专题教学策略，切实将学生核心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教师要积极探索，提升学生的思想认知能力，助力现代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

　　 一、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课程中的价值

　　 （一）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趋势

　　 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整体情况来看，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和深化各学科教育改革，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整体质量，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在这样的教育发展趋势下，如果教师还是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势必会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整体发展，阻碍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进步。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开展，有利于教师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这是符合新时代高校教育发展趋势的。

　　 （二）有利于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能力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师给予重点关注的话题。但是自从实施素质教育以来，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就一直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是创新高校教育形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专题教学的应用，抓住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构建完整的想高校形势与政策特色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缺乏形势与政策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兴趣是获得学习动力的基础，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就会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也都是在教师的驱动之下，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学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如果此时所学知识具有一定难度，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会存在较多的阻碍。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兴趣的缺乏。

　　 （二）专题教学的应用缺乏明确目标

　　 专题教学对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目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情况来看，很多教师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专题教学的优势，因此在高校形勢与政策教育中运用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很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就显得较为随意，教学方式的选择也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多数情况下，专题教学的应用都是流于表面形式，没有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质量起到实质性作用，这对于专题教学的运用和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优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提升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实效性的具体策略

　　 （一）注重发挥专题教学的启发性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灌输式教学并不是一种有效方法。启发式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始终坚持的教育方向，并且实践证明，启发式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帮助学生获得学习动力，掌握学习的正确方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实践中运用专题教学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重启发性原则。也就是说，通过专题教学的运用，引导和调动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内容，将教师的启发和学生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既体现出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作用，又不影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帮助学生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引导学生思维，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

　　 （二）专题教学要以学生发展为原则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该注重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还应该对学生的思维、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内容给予充分重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通过科学的专题教学设计，着眼学生的未来发展，让当前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现出更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教师在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的时候，应该遵循发展性原则。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学生的思维情感，意志品质等内容，都融入到平时的教学设计之中，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基本技能，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全面提升。

　　 （三）要注重转变教师的角色定位

　　 在专题教学和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角色也应该有所转变，这样才符合形势与政策专题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为教学目标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应该主导学习过程，而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内容，强化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认知，建立基本的知识结构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打破传统观念之中的教师中心论，而将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和引导者。在与学生沟通的时候，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方式进行，深刻了解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尊重学生的独立想法，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完善形势与政策教学流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高小升，胡钢.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式教学改革方向及路径[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9，（11）：3-5.

　　 [2]王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改革的困境与路径[J].广西教育（高等教育），2019，（2）：136-138.

　　 [3]陈雪，周汉杰.打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精品[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7）：30-31.

　　 [4]黄胜海.论专题化教学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J].课程教育研究，2017，（14）：7-8.

　　 [5]赵华安.专题讲座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提升[J].高教学刊，2017，（6）：42-44.

第四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生财政建设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善民生财政建设，宏观角度上是要求财政建设从社会经济体系架构改革出发，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教育领域、住房保障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消耗，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1.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1.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1.2亿元，增加553.8亿元，增长21.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2.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2.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3.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3.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光荣.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研究综述[J].东方论坛，2012(03).

　　[2]胡建国.对安徽省构建重大民生资金监管工作机制的思考[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5).

　　[3]杨志安，闫婷.关于民生财政本质的探讨[J].商业时代，2012(17).

第五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时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发展时期，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应进行创新和改革。课程要进行包括线上教学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师要真正适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程的教学模式出现质的飞跃。

　　 [关键词]新时期;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

　　 [基金项目]2019年长沙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课题“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简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高校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从矛盾辩证法来讲，课程受到的挑战中也包含着机遇，紧抓机遇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成效。在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线上教学，并且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进该课程教学模式质的飞跃。概言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要紧抓全面进行线上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

　　 二、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大力推进该门课程改革的契机

　　 原来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之所以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许多任课教师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观念不够，对该门课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够，有个别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时期，使得部分原来在现实课堂中照着PPT讲课的教师面临着新的线上教学环境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在线上教学，如果对授课内容不事先熟知并进行自如地讲解，就会出现一堂课难以讲授下去的尴尬场景，即使是口才较好的老师，也要对教学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线上课堂中侃侃而谈。此类课堂教学，与网络主播的情况类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学浅，观众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从而使主播难以“混”下去。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三、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线上课堂将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教授给学生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四、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通过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五、通过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六、结语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第六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xx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xx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xx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20xx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xx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xx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孙政才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xx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xx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xx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第七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防控疫情、战胜疫情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战、全力求胜的大战。能否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次抗击疫情作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部署，既表明了这场斗争的严峻形势，更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决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和科学决策。

　　抗击疫情的艰巨性。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一些感染者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可谓“看不见的敌人”，阻断病毒传播途径可谓“看不见的战线”;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传染性，可聚集性扩散，防控疫情可谓“无边界战场”;目前对于治愈新冠肺炎仍没有特效药。这些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和战斗者，无论是在前线奋战还是在后方保障，都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居家的群众也要积极配合相关防控措施，凝心聚力，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打好一场人民战争。这些因素也决定了疫情防控不是单靠卫生健康部门、疾病防控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就能完成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武汉到全国、从党政机关到社区乡村，都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组织一场总体战。这些因素还决定了疫情防控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展开一场阻击战。

　　抗击疫情的复杂性。这次疫情防控处于疫情传播与春节春运的重合期，感染人群与未感染人群接触机会多，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范围的工作难度大;既要对新冠肺炎患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又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加快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研发，同时做好防控和科研各项工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疑似病例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物资供求矛盾较为突出，不仅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而且救治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的同时，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形势复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只有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面统筹布局、层层压实责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才能战胜疫情。

　　抗击疫情的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防控的全方位性要求我们把握打赢制胜的全域性，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风险，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这次疫情防控是大战，也是大考。应对大考，赢得大战，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研判准确，各项工作部署及时，采取举措有效，打赢制胜的战略方案不断优化。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综合运用、系统发力，一定能打赢这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硬仗。

第八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九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依法治国方略探析》

　　摘 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主要从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宪法至上的原则、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等方面对依法治国方略进行探析。

　　关键词：依法治国;宪法;民主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39-02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本文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依法治国必须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一、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什么是执政党?在国外，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在我们国家是相对于革命党而言的。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没有在野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

　　这里面有一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前几年，理论界对此有过热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是没有疑问的，28年革命取得成功。执政能力如何?现在仍然接受实践的考验。

　　革命时期一般不需要的东西，在执政期间都要出现。在革命时期，是正义原则高于法律的原则，如旧政权有法律保障地主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资本家拥有资产的所有权、外国资本家拥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革命成功了，都给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外国资本家的土地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在战场上消灭敌人越多越好，没有人说革命战士是犯了杀人罪。这些，都是正义的原则高于法律的原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二天就应该奉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得更好，长时间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如用战争中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在党内、人民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采取非法律的方法，如群众专政、打砸抢抄抓等等，无法无天。在“三反”、“五反”、“反右派”、““””中这类事情很多。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国家领导人才能下台。人大代表必须罢免之后才能逮捕。当时对待刘少奇完全是革命党的做法。

　　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在““””前夕给江青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我准备跌得粉碎的，将来有可能腥风血雨。”他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的领导人下台依然是很安全的，根本不能跌得粉碎，人民群众不可能经历腥风血雨。

　　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逐渐改变了一系列非法律的做法，不再搞群众运动，审判“_”也是通过法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_”，没有拉出去关在秦城监狱，或枪毙了事。邓小平把法治放在正义之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出现一个转折点。

　　江泽民把法制改成法治，依法治国。胡锦涛、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的内容就是学习宪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执政和活动，表明自己是执政党，中国出现长治久安应该不成问题。

　　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必须充分建设党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既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二、宪法至上原则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维护人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各个国家都有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首先，宪法是公民自由的保障，是公民权利的源泉。凡是共和国都需要宪法作保障;宪法是政党执政之根基，是政党取得和行使国家权力之源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治国，同样离不开宪法。国家的灾难都是从违宪开始。宪法一旦遭到破坏，其他一切法律不在话下，整个国家就会动荡不安。依照宪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进行。

　　宪法从根本原则、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上全面规范了法治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规范了个人和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作为根本法和母法，还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任何法律、法规必须遵循宪法而产生，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秩序，还是规范经济秩序，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准则。这是宪法至上的根本所在。

　　其次，宪法是制约政府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任何公民都是宪政下的公民，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政府也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可以依据宪法防范行政机关滥用国家权力可能产生的不法侵犯。行政机关如果不依法行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基本依据，就是公民所拥有的宪法权利。这是宪政文明和宪法至上的又一重要体现。在宪法权利和义务面前，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追求权利的自由，都应该为享有宪法权利而奋斗。倡导宪法至上，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宪法至上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人民主权，也称主权在民，其理论核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来源和归属问题。最早系统的提出人民主权理论的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运用自然法学说阐述了国家是由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形成的。人民在国家中是自由的，并且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

　　再次，宪法至上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革：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第一，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基础。由于宪法是“母法”，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一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行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因此，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为实现法治创造条件的关键环节。第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它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但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那么不仅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很可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且也势必出现违宪的法律和法规，这样，要实现法治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后，宪法至上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确立与和谐。而宪法至上，实行宪政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其作为最佳政治选择的种种便利。首先，它将政治文明的两个价值目标转化为法律话语并将其建立在稳固的宪法文件之上，使政治革命的成果得以保障。同时，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增强了政治争议解决的可操作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其主要的理念之一在于程序至上，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这是解决政治力量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与纷争的。

　　三、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城头变换大王旗”等等，说的就是人亡政息。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考察访问，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和畅谈。毛泽东问：“任之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力扭转，并且无法不久。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由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獗，艰巨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以其洞观历史的气魄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难能可贵。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把改革彻底废掉。都是典型的人亡政息现象。

　　依法治国方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说：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为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不仅要求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执法、守法，也要求党的领导人执法、守法。新加坡前李光耀曾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因此，只有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严格履行依法办事，切实做到依法领导，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参考文献：

　　[1] 党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巴志鹏，朱修国.十六大以来党的重大理论创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4] 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第十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十一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首先,它体现了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丝绸之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更需要将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文明交流史上续写灿烂篇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充分体现了互信和互利的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将贯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的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

　　其次,与以往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所认为的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战略竞争中心不同,“一带一路”构想旨在使中国发展引擎所驱动的地缘经济潜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中国庄严宣布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而是要相互坚定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 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对于丝绸之路中国国内段和国际段都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

　　其一,从国内段而言,这是一个引领未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开放战略的升级版。西部地区拥有中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与13个国家接壤,陆路边境线长达1.85万公里,但对外贸易的总量只占中国的6%,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所占的比重不足10%。因此,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潜力在西部,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也在西部。西部大开发已实行了15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未来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建立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向西开放,使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得以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其二,从国际段的中国紧邻区域而言,这一构想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方向。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内正式成员的中亚国家、俄罗斯等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安全与合作是推动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组织元首峰会和总理会议的重要议题。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地跨欧亚、南亚、西亚,有一定重合,大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作,有关国家都可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其三,从整个国际段而言,这一构想展现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新蓝图、新途径和新模式。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构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新途径,以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东盟、海合组织和欧盟等合作协调发展,可谓讲求实际、高度灵活、富有弹性。中国将以带状经济、走廊经济、贸易便利化、技术援助、经济援助、经济一体化等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欧亚区域经贸发展,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可以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总之,中国政府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惠及亚洲、欧洲、非洲乃至世界,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具有深远意义。可以预见,这一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蓝图必将在各国互信合作中得以实现。

第十二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第十三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为了提高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切实改善民生，ETC成為当下时政热点。国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动ETC市场覆盖度。但是在该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市场营销乱象造成了较多客户投诉，惠民政策却造成扰民现象。本文以近期ETC相关的政策为数据基础，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方法，结合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市场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类，通过分析每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发现ETC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对应优化对策。

　　【关键词】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问题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作者简介：贾辉（1993—），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第十四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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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今年的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至封城、下至封村，大家都被迫宅在家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疫情严重的地区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匮乏;经济受挫，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受损巨大;许多人有家不能回，或者宅在家里出不来……疫情的背后，引发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呵护自然。

　　我看过一幅漫画，一块木板置于一座山峰的峰头上，木板的两端分别是一只熊和一个带枪的猎人，左边的熊露出了锋利的牙齿，举起了熊爪，想要攻击猎人。而右边的猎人正拿着猎枪瞄准了熊，看似胜券在握。

　　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谁受伤害，另一方都将失去平衡从而掉入万丈深渊，双方只有都相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局。这种平衡，也是人与自然应该追求的平衡。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 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第十六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1[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第十七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提升，人口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的基础。我国在增加人口资源上提出二胎的政策，鼓励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生育二胎。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没有民族限制，没有地域限制，不分城市和农村，所有夫妇允许生育二胎，"二胎政策"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形式来看",二胎政策"遇冷，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阻碍。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二胎政策;阻碍;遇冷

　　我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后，放弃实施独生子女的政策，允许适龄夫妇生育二胎，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育二胎。据调查显示，近几年来，我国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下降了160万，这一次的下滑是二十年来第一次下滑。说明我国急需增加人口资源，人口资源是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的基础。二胎政策可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对"失独"家庭来说是一件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政策。

　　一、当前社会形势下"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

　　(一)"二胎政策"的实施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是我国在1982年提出的，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实施长达30多年，很多人的思想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的口号。计划生育在城市职工中的实施比较严苛，城市职工夫妇若生育第二个孩子，会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后果，因此，在城市工作的职工，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若不是城市职工，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也会遭受失去分房的福利以及失去其他的福利的风险。若是在农村出现超生的情况，当地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制止。"计划生育"在我国1982年的国情环境下实施的，是比较适用当时的情况的，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更好控制人口问题，不仅会造成家庭负担，还会对社会造成负担。"计划生育"影响着目前适龄夫妇的上一辈，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不多。这样的情况造成上一辈人已经习惯了家中人丁少的状态，并且也不在乎男孩女孩的区别，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变淡了，由于这样的情况，现在即使开放了二胎政策，也很少有人选择生育二胎。这是实施"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经济条件影响"二胎政策"的实施。

　　在我国全面开展二胎政策的时候，有一部分夫妇选择了生育二胎，这些生育二胎的夫妇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才有能力负担孩子的花费。还有一部分夫妇不选择生育二胎，是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看孩子，这些夫妇每天为了生活而奋斗已经十分劳累，若在生育二胎，无疑是雪上加霜，造成夫妇经济压力巨大。随着我国经济上不断发展，培养一个孩子要花费的金钱是十分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从小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长大后给孩子准备房子，存款等。孩子小的时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长大后又给孩子铺好未来的路。在二胎政策没有实施的时候，家中都只有一个孩子，全家人的宠爱都在一个孩子身上，如果突然新增一个成员，会导致孩子有抵触情绪。这些情况也是导致"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之一。

　　二、对当前社会形势下实施"二胎政策"的对策

　　(一)加强对职业女性的保障，促进"二胎政策"的有效实施。

　　国家应该发表一些有关女性生育保障政策，最大限度的保证女性的权利。在用人单位中，不安排怀孕女性出差，给女性提供专门的休息场所，在需要体力劳动时，注意怀孕女性的身体状况，尽量让男性或者没有怀孕的女性来操作。这样不仅保护了怀孕女性的安全，还锻炼了其他同事的工作能力。加强职业女性的保障，不仅仅是在工作上，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给生育二胎的夫妇优厚待遇，促进适龄夫妇生育二胎的意愿，最终达到二胎政策更好的实施，为我国增加的人口资源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上对策可以促进"二胎政策"的实施。

　　(二)实施"二胎政策"的同时，完善妇女生育二胎的医疗设备和服务。

　　适龄夫妇在选择二胎计划的时候，考虑的事情比较多的，在备孕方面、怀孕方面、生育方面，这些对医疗设备的要求很高，由于二胎夫妇年龄相对比较大，生育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在选择二胎生育的时候，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支付比较困难。在生育的时候，很多会选择剖腹产，剖腹产要求医生具有专业的水平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才能更好的保障孕妇的身体健康。孕妇在二胎生育后，会容易患抑郁症，心理医生也需要加强对产妇的思想引导，帮助她们度过这个阶段。

　　结束语

　　"二胎政策"是我国对国家经济情况和国家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是国家用来调整人口数量的手段。目前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颁布这一政策，促进人口的短期增长。在这一政策的颁布后，很多夫妇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还是有部分夫妇没有选择生育二胎，没有选择的原因有：自身的原因，经济情况不允许的原因。"二胎政策"的实施，不是指一味的增加中国人口数量，是希望父母生育二胎后，一样可以为孩子在教育、成长和发展等方面做打算。这样才能为我国培养出栋梁之才。本文讨论了"二胎政策"遇冷的原因，并给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升平。浅析当前社会形势下"二胎政策"遇冷[J].农家参谋，2018,No.591(15)：203+266-267.

　　[2]王伊欢。社会视角下单独二胎政策分析[J].全文版：社会科学，2016:96.

　　[3]舒晟，谢悦佶，王也喆。"二孩政策"遇冷现状下浅谈其社会利弊[J].法制与社会，2015(35)：173-174.

第十八篇: 2021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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