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救助

导读：　AIG救助(共7篇)AIG救助：金融危机后最经典的企业拯救案例虽然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紧急救助，可能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最经典的企业拯救案例，但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显然更愿意对这个看上去堪称完美的结局，保持低调与缄默。当地时间2012年12月11日，AIG正式对外宣布，美国财政部将出清手中所持的AIG股票，美...

篇一 AIG救助
AIG救助：金融危机后最经典的企业拯救案例

　　虽然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紧急救助，可能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最经典的企业拯救案例，但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显然更愿意对这个看上去堪称完美的结局，保持低调与缄默。

　　当地时间2012年12月11日，AIG正式对外宣布，美国财政部将出清手中所持的AIG股票，美国财政部2008年对AIG总额高达1820亿美元的救助行动亦随之结束。根据近期AIG股价，并算上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此前分批沽售AIG股票所获盈利，美国财政部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救助行动，预期能为纳税人获得227亿美元的巨额盈余。

　　财政部官员毫不居功自傲的“谦虚”态度，其实并不难理解。美国舆论界早已指出，作为此次金融危机中接受政府援助最多的企业，对AIG的紧急援助同样被不少人视为一场极具争议的政府干预行为。尤其是在2009年一季度，刚刚获得政府注资不久的AIG即披露，根据信贷违约掉期合约共向美国和欧洲多家金融机构赔偿930亿美元，这立即引发舆论界一片哗然。

　　“人们质疑的重点是，对AIG的救助是否已经变成拿纳税人的钱，去满足其他金融机构的贪欲。尽管AIG只是按照早已定好的合约行事，但要知道，在当时华尔街已沦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动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阴谋论者也会将这一点视为金融寡头控制政府决策的例证。”一位当时供职于华尔街的投行人士表示。但亦有部分业界人士认为，恰恰是借助AIG的渠道，美欧多家主流机构才获得宝贵的资金注入，进而避免了因多米诺效应而使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和加剧。

　　如若撇开至今未有定论的政治争议，AIG重获新生的历程，也并非完全是一个企业通过大幅“瘦身”进而实现自救的俗套案例。与之相反，AIG的“还魂记”似乎更多充满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峰回路转的跌宕以及伺机而动的狡黠。

　　卖，还是不卖？

　　作为AIG重生之路的主要规划者，AIG现任首席执行官Robert Benmosche最主要的业绩，在于成功帮助AIG剥离了大量非核心业务及海外资产，进而为AIG扭亏为盈并偿还政府注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2009年8月临危受命掌舵AIG之时，Benmosche所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就是暂停了AIG对旗下资产的盲目甩卖。

　　自2008年政府大手笔注资之后，尽管在高管奖金等问题上，AIG管理层不时令奥巴马政府陷于尴尬，但在“瘦身还债”的问题上，AIG的态度不可谓不积极。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8月近九个月的时间内，AIG陆续出售了旗下从事财富管理业务的AIG私人银行（AIG Private Bank Ltd.）、从事机械相关保险业务的Hartford Steam Boiler（HSB）、在墨西哥和俄罗斯的消费金融子公司和台湾友邦国际信用卡公司[AIG Credit Card Co （Taiwan） Ltd]。不止于此，AIG分别出售了其在加拿大的人寿保险业务、在东京的日本总部大楼和在纽约曼哈顿的集团总部大楼。这些交易共为AIG带来了超过30亿美元的现金收入。

　　然而在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资产实在卖得有些便宜，更关键的是，这种资产剥离似乎毫无逻辑可言。甚至有美国财政部内部人士认为，如果AIG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处置资产，即便将非核心资产都卖光了，美国政府也很难在数年内收回对AIG的全额救助款。作为资产贱卖的一大副产品，市场对AIG的信心也在2009年7月再次跌入谷底，AIG的股价也创下当年3月以来的新低。

　　2009年8月，担任AIG董事长兼CEO11个月的Edward Liddy正式宣布退休。这位在2008年临危受命的金融圈老手，尽管在AIG资产剥离的问题上颇有瑕疵，但其确保政府救助顺利注入的一系列努力，起码为AIG保留了重生的希望。而Liddy的继任者，正是曾担任大都会人寿CEO长达八年之久的Robert Benmosche。

　　Benmosche在上任伊始，立即对多个正在进行中的资产剥离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同时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主营业务的重振上。在外界看来，这位个性强硬的CEO并不希望在一个卖不出好价钱的市场上继续过快地出售AIG的优质资产，尤其是像友邦保险这样能够持续为AIG提供强劲现金流的保险资产。

　　同样暂缓出售的还有日前面临中国财团并购的International Lease Finance Corporation （ILFC），这家以飞机金融租赁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曾一度被视为AIG最容易剥离的非核心资产。然而，AIG最终还是以潜在买家出价过低的缘故，暂停了对ILFC的剥离行动。

　　另一方面，尽管与国会和纽约州监管部门因为AIG高管薪酬问题而龃龉不断，Benmosche仍坚决延续了Liddy充分利用政府救助措施的方针，将包括友邦保险及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lico）在内的大量拟剥离资产股权转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持，从而为AIG的有序重组赢得时间。

　　2009年三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复苏，也帮了Benmosche的大忙。伴随着经济复苏和全球股市债市的回暖，全球寿险行业在保费收入及投资收益两方面的境况均得以极大改善。AIG旗下主营寿险业务的SunAmerica Financial Group便在AIG声誉受损的巨大压力下，依旧在多个寿险产品类别上保持着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十的地位，这也令AIG的主营业务得以歆享2010行业复苏所带来的红利。虽然直到2010年四季度，SunAmerica Financial Group获得的续保收入以及养老金存款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业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

　　在AIG的另一主营业务财产保险和意外保险领域，AIG旗下负责这部分业务的Chartis公司虽然在2010年四季度大幅计提了42亿美元的新增赔付准备金，且当年保单总价值进一步下降了8%，但通过增加销售经纪人佣金，以及适当缩减巨灾险和员工赔偿险的销售，Chartis在2010年基本完成了业务重整。这一业务整合的效果，在2011年得以逐步体现。2011年四季度Chartis获得了3.48亿美元的净利润。高价脱手

　　虽然AIG停止了对资产的盲目甩卖，但Benmosche却并非如AIG管理层在接受政府紧急救助之初规划的那样，希望最大可能保留AIG庞杂的资产帝国。在发现合适的交易机会后，Benmosche亦会毫不犹豫地成为交易推动者。这种角色转变，在AIG处置友邦保险的过程中，更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在Benmosche上任之初，AIG原本计划将以亚洲为主要市场的友邦保险在香港上市，借此获得融资以维持经营并尽可能偿还部分政府救助。Benmosche改变了这一计划，转而希望将友邦卖给英国保险巨头保诚集团（Prudential），以获取更多的资金回笼。

　　但这一方案在AIG内部，却遭遇了以时任董事长Harvey Golub为首的反对者的阻击。在Golub等人看来，作为AIG少数保持稳定盈利且位于新兴市场的保险资产，友邦保险的控制权对AIG的复兴显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对友邦保险极感兴趣的保诚集团，同样不断向股东描述友邦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这种吹捧不仅坐实了Golub们的担心，更引发了其他人对友邦保险的兴趣，并使得AIG为友邦开出的卖价不断升高。最终，由于价格原因，保诚集团于2010年6月放弃了对友邦的收购。AIG也回到了令友邦保险IPO的原点。

　　作为这场失败交易的另一后果，Benmosche立即以辞职相威胁，要求获得对今后公司业务更大的决定权。这一举动也直接导致他和Golub矛盾的激化，并令Golub因无法获得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而于2010年7月黯然离职。

　　2010年10月底，友邦保险在港交所挂牌，但AIG仍旧放弃了友邦三分之二的股权，并以此获得了200亿美元的现金回笼。而在2012年3月、9月和12月，AIG又择机出清了手中全部的友邦股权，这三次减持又为AIG带来了一百多亿美元的现金收入。

　　正是基于局面趋于平稳的判断，2010年9月底，美国财政部与AIG就加快偿还政府紧急救助资金达成协议。这也拉开了美国政府逐步减持AIG股票的序幕。2011年1月，美国财政部宣布AIG已完成资本重组，并将其在AIG持有的近80%的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未消逝的野心

　　在2010年友邦保险IPO之后，AIG不再有大规模资产剥离行动，而是进入了稳步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并重新试水其他金融产品的稳定复苏期。可耐人寻味的是，看上去一直在全面收缩战线的AIG，却在2011年2月向日本富士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发出收购要约。彼时，AIG已经持有该公司55%的股权，并希望以470亿日元获得该公司剩余的45%股份。而在日本地震发生后，AIG仍决定按原计划收购这家提供意外保险的日本企?业。

　　这一收购案例，亦被业内人士视为AIG始终未放弃其全球扩张野心的例证之一。“AIG还是看好亚洲市场发展潜力的。把友邦保险这些资产卖掉，并不一定是撤退，反而有可能是更方便地调整在亚洲市场的布局。”一位在华外资险企高管表示，友邦的主营业务是寿险，AIG减持友邦的同时，却从2011年起依托旗下的美亚保险加强了对国内财产险市场份额的争夺。其对富士火灾海上保险的收购，同样包含着AIG加强对日本财险及意外险市场掌控力的意图。

　　一位友邦保险内部人士也表示，退出友邦并不代表AIG将放弃亚洲寿险市场，相反AIG或许将会通过与亚洲本土保险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重新在亚洲发售寿险产品。2012年11月下旬，AIG被指正与中国人保接洽，设立合资保险企业以销售寿险产品。而这一合作亦与AIG参与人保IPO相关联。

　　Benmosche个人的雄心或许也决定了AIG在海外市场上只是伺机而动，而非全面收缩。一位曾与Benmosche接触过的国内金融业人士就表示，一旦AIG融资状况完全恢复正常，AIG在保险市场上发起新一轮并购，则并不令人奇怪。“Benmosche在大都会人寿时，成功实现了大都会的上市。他在AIG的作为也绝不会止于还清政府救助。他才66岁。”

篇二 AIG救助
中国财团新华信托收购ILFC：“影子”大收购

　　51岁的翁先定要做一笔大生意，这位年岁不高却早生华发的资本市场“老江湖”要亲手撬动一桩史无前例的跨国并购。翁曾在国家计委财金司任职，又辗转证券监管界多年，目前在新华信托担任董事长一?职。

　　当地时间2012年12月9日，AIG发表声明宣布，与来自中国的财团达成出售旗下飞机租赁公司国际金融租赁公司（International Lease Finance Corporation，下称ILFC）90%股权的协议，交易总价格约为42.3亿美元。

　　根据协议安排，来自中国的财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新华信托、中国国家航空产业基金以及P3 investment ltd，三者将承担首期80.1%的股权购买，若进展顺利，余下9.9%的ILFC股权由工银国际及新华人寿两家收购。

　　交易完成后，ILFC依然在美注册并受到美国SEC监管，总部依然设在芝加哥，ILFC的两位实际运营者—首席执行官Henri Courpron及主席Frederick S. Cromer亦获得留任。

　　如果来自两个国家的审批顺利，这笔交易将于2013年二季度交割完毕。并且，这桩并购即成为2012年度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仅次于同年最终过审的中海油收购加拿大石油集团尼克森。更为关键的是，这也是中国财团有史以来对美国金融企业进行控股式收购的最大案例。

　　不过，交易公告第二天，工银国际立刻发表声明，否认计划参与此事。另一参与方新华人寿相关高管亦向《环球企业家》记者表示，自己并不知晓这件事情。参与者五去其二，让这桩收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位金融租赁公司CEO表示，“我只能说，完全没有金融租赁运营经验的新华信托来做这件交易，业内都感到非常诧异。我相信，新华信托扮演的是投行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出资人。”

　　新华人寿及工银国际均已否认涉及此事，而剩余的三家新华信托、国家航空产业基金及P3 investment ltd，均为适合进一步募资的信托或有限合伙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实际运营经验的主体缺位，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面目亦模糊不清。

　　本刊调查得知，新华信托第一大股东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此次参与交易的P3 investment ltd，均与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明天系”颇有关联。后者或有可能成为此次收购的重要出资方。近一年，尤其是半年以来，上述平台不断大规模增资，抑或为收购做最后准备。

　　而另一个重要参与方国家航空产业基金背后的出资人及财务融资安排则与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有一定关?联。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截至2012年12月24日，第一期资金的分配已经锁定，国家航空产业基金承担10亿美元的份额，其余份额由其余两家公司负责筹集。但其没有透露具体的后续融资股权与债权各占多大比例。

　　担任本次交易并购方财务顾问的为瑞士信贷，被并购方财务顾问为高盛集团。新华信托、国家航空产业基金及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的律师事务所君泽君均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请求。

　　与交易成败相关的，除了折合人民币近300亿元的资金来源能否真正落实，亦取决于股东是否能真正对ILFC施加足够的整合影响及带来相关财务资源。“如果是在做财务投资，就没有必要控股了。”前述接近交易的人士表示。

　　作为一家类金融公司，ILFC大量运用非贷款的融资工具，债权人能否认可新股东，进而继续维持低成本的资金融通，也是ILFC能否持续改善运营的关键所在。

　　“新股东要能替代AIG脱手之后留下的信用空白，第一是保持其较低的融资利率水平，这些首先是要得到债权人认可。其二要能给ILFC带来新的财务资源，至少2010年、2011年ILFC都是亏损的。在亏损的情况下ILFC一还要扩人员，二要开新市场，这些都要进一步的资源引入。”前述金融租赁公司CEO表?示。

　　“后续会对资产进行处置。”前述接近交易人士表示，不过在ILFC庞大的资产包将如何分拆或整合目前仍是未解之谜。一位美国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GECAS）中层表示，“最终的接收方必须拥有长期资金，从目前的情势来看，最终接手者很有可能是银行或保险公司。”

　　庞大交易

　　此次交易的拟交易标的为AIG公司旗下飞机租赁公司ILFC。在飞机租赁行业中，ILFC是仅次于GECAS的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商，亦是空中客车和波音的最大客户之一，并占据了中国飞机租赁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根据监管文件显示，截至2012年3月31日，ILFC自身拥有924架各型民用客机和货机，并负责其他86架航空器的运营管理，同时还握有247架空客和波音最新客机订单，以及50架新飞机的优先购买权。而在飞机租赁及二手飞机转手业务之外，ILFC从事着客货机发动机维护管理等服务。

　　据ILFC公布的讯息，在交易完成后，ILFC将在原有的约600名雇员的基础上再雇佣新的后台支持人员，以替代此前AIG总部为其提供的数据信息等后台支持运营部门，由此ILFC将正式开始独立运营。

　　为了获得这个庞然大物，此次交易的牵头人翁先定可谓费尽心思。据知情人士透露，翁从2012年8月开始即多次往返美国，与相关各方人士进行会谈，其主要目的在于取得ILFC管理层及AIG高层的认可，并最终在12月初达成了最终协议。

　　根据协议，新华信托牵头的中国财团为AIG旗下ILFC全部股权及负债估值52.8亿美元。新华信托、国家航空产业基金、P3 investment ltd三家财团将首期以42.3亿美元的价格认购ILFC约80.1%的股权，并获得剩余9.9%的股权认购选择权，待交易获得两国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投资者将扩展至新华人寿及工银国际。

　　在此项交易达到终点的路途中，最显而易见的障碍在于双方国家的审批。作为受到SEC监管的类金融机构，美国向来对来自中国国资背景的股权收购虎视眈眈，尤其是控股权的收购。此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旗下飞机租赁业务时，尽管报价比排名第二位的日本三井住友银行高出2.4亿美元，达到75.4亿美元，最终还是遭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拒绝，RBS担忧的正是国开行的国有背景及中国审批速度问题。

　　此次新华信托收购ILFC在美国需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此类审查预计最长时间不超过75天。此外，在中国国内，新华信托亦需要面对银监会，商务部，外管局，发改委的层层审批。“银监会进行主体资格审查，商务部进行实质性判断，外管局根据额度确定是注册还是备案，发改委从行业规划整体考虑进行审批”，一位参与交易人士表示。

　　对于今年2季度的交易预计达成时间，审批的时日已经比较紧张。

　　若一切顺利，交易完成后，AIG仍然在ILFC公司内部保留10%的股权，并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未来董事改选之后将加入来自投资财团的董事席位。

　　在管理上，ILFC首席执行官Henri Courpron及主席Frederick S. Cromer继续担任原来的职位。而去年6月由AIG董事会空降至ILFC担任执行总裁，并领导Henri Courpron的前波音联席总裁Laurette Koellner则将离职回到AIG母公司。

　　蹊跷退出

　　不过，在交易信息公告后仅仅一天的2012年12月10日，本次交易参与方的母公司工商银行即对外宣布，工银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均没有参与此项收购的计划，让这一计划平添变数。

　　知情人士透露，在前期洽谈中，确有工银国际旗下员工参与并出席相关场合，因此在初始的协议公告中披露了工银国际作为意向参与方。不过，在消息公告后的一天内，工商银行在进行内部检查后，确定此项意向性参与并未获得工商银行高层的批准，因此才匆忙做出澄清。

　　此外，另一个意向参与方新华人寿的参与亦在迷雾当中。一位新华人寿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向本刊记者证实，并未知晓此桩交易的计划。显示此项意向性投资计划亦并未得到新华人寿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由于该项交易协议的成立仍需各种审批及相关缓冲时间，后续9.9%的协议仅为购股选择权，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不会对上述两家投资者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两家均未高调声明。

　　前述金融租赁公司CEO表示，在跨国并购中，股东的背景对于股东的接受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次中方财团中，最为欧美金融界知晓，股东实力较为强大，能够为后续融资提供资源和背景助力的即是工商银行。同时新华人寿作为长期资金拥有者，对于以资金融通和资源整合为核心经营手段的金融租赁公司来说，意义也是十分重大。

　　“两家机构的退出，势必使得被并购方对参与交易者的实力进行重新的审视，相关公司债权人恐怕亦将对这一事件进行博弈，事情不会就这样简单的结束。”前述金融租赁公司CEO表示。

　　根据相关协定，并购方及被并购方都有权根据事态变化取消交易，因此交易双方的态度变化仍然无法全面得知。

　　而这两家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的退出，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在于，此项交易的资金来源有了重大的不确定性。

　　资金安排

　　作为此次交易的牵头方，新华信托将联合其它两家机构共同完成42亿美元的第一步资金筹集。

　　新华信托成立于1979年，注册于重庆，是中国的老牌信托公司之一。在过去几年里，其在房地产信托和工商企业并购贷款信托上均有不错的成绩。公开资料显示，其旗下中邦、华岳、普天系列投资并购基金集合信托均持续发行，显示其在并购领域内有一定积?累。

　　新华信托2011年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华信托自有资产总额为22.68亿元，受委托管理资余额为694亿元，全年综合收益为3.97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3亿元。

　　显然，新华信托本身实力相对于庞大的ILFC仅仅仅微不足道，一个可能的募资办法是通过募集信托的形式向投资者发售相关产品。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12月22日，第一步出资的三方最终锁定了募资分配额度，其中国家航空产业基金负责其中10亿美元的募集，其余额度由新华信托及P3 investment ltd负责募集，但他并未透露这两家机构分别承担的募资份额，以及后续融资中股权和债权的具体比例。

　　目前新华信托募集资金最为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单一资金信托募集资金，并以QDII的方式投资于海外。新华信托的QDII投资资格已经获得银监会批复。公开资料显示，过去几年获得QDII资格的六家信托公司加总额度为31.5亿美元。新华信托所能申请的QDII额度仍需等待外汇管理局审批。

　　不过，由于QDII的投资范围限定，此前信托公司均投资于公开市场的金融产品。若新华信托需通过QDII投资海外实业，银监会或可能需要修改《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或申请特批。

　　此外，新华信托近日联合西安国家航空产业基金即将联合发起一只总规模为300亿的航空金融基金。这份名为“新华-普天航空金融”的产品计划将以基金、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等形式参与海外航空投?资。

　　一位金融租赁界人士宣称，新华信托的信托计划资金亦有可能以投资该基金的方式，曲线绕过QDII法规投资范围的限制，由这支基金出面收购ILFC。

　　西安国家航空产业基金董事长金乾生曾表示，其联合发起的另一支100亿航空产业基金将以境外资本为主，主要管理方为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旗下罗斯洛克集团。

　　此次担任并购财团整体财务顾问的投资银行为瑞士信贷，被并购方财务顾问为高盛集团。根据业界惯例，瑞士信贷将组织银团贷款以承接资金缺口。

　　不过，一般的银团贷款期限并不长，与金融租赁公司长达15年以上的租赁资产现金流回收速度并不匹配。这意味着，即使银团贷款最终成行，ILFC在接下来几年可能仍将面临沉重的现金流偿还压力。

　　 明天系魅影由于此次参与投资的三个“台前”公司，国家航空产业基金、新华信托、P3 investment ltd，均为适合进一步募资的信托及有限合伙结构，因此其实际出资人面目模糊不清。

　　不过，前述接近交易的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三家公司中P3 investment ltd，及新华信托均与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明天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根据路透社报道，P3 investment ltd，由香港人吴荣辉（Wing-fai Ng）实际控制。吴此前历任台湾富邦金融策略长、博智资本创始合伙人等职。在博智资本期间，其主导了博智对新华人寿的入股。

　　博智资本的另一个重大事迹在于名噪一时的南山人寿收购案。博智资本以21.5亿美元巨资击败台湾地区金融巨头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竞购AIG在台湾控股公司南山人寿成功。

　　但博智资本行政总裁宦国苍与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的关系过于紧密，且肖在台湾地区密会各界政商人士为该案寻求合作伙伴，引起台湾金融业界轩然大波，因此台湾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最终否决了该收购提案。

　　2012年2月，博智资本新加坡分支仅因拖欠5.37万美元办公室房租而被淡马锡控股总裁李腾杰告上法庭。这支号称募集10亿美金的私募股权基金对外曾做出数笔投资，但因为投资失利，已于2012年12月17日正式宣布关闭。

　　而作为该只基金联合创始人的吴则以新的身份继续从事海外并购投资。

　　亦有消息人士指称，P3 investment ltd，实际属于多方利益混合体，其实际操控者包含了ILFC管理层、明天系以及部分香港投资界人士。但这一说法至今未得到证实。

　　相比之下，明天系借助新华信托“插足”此次收购案的路径，则由于新华信托绝对控股股东的特殊背景，显得更为清晰。

　　截至2012年12月29日，在新华信托的股权结构中，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产业投资”）凭借71.92%的持股比例，对新华信托拥有无可撼动的控制权。多位金融市场人士均指，新产业投资其背后的实际控制者正是明天系。而新产业投资在ILFC收购案启动之初，乃至更早之前的一系列数十亿元量级的资本腾挪，也在相当程度上佐证了上述说法。

　　就在2012年6月对ILFC的收购尚在酝酿之时，新产业投资的注册资本金陡然由2004年3月以来的8.065亿元激增至目前的19亿元。而这10亿多元新增资本金的来源，正是新产业投资原有的三大股东大连旺正贸易有限公司、陕西凯博鸿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江创瑞祥科贸有限公司。其中，大连旺正增资5.5亿元，陕西凯博鸿增资4.435亿元，江创瑞祥增资1亿元。

　　有意思的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大连旺正是一家主营食品添加剂销售的商贸企业，而陕西凯博鸿则是一家建材装修材料的销售商。可就是这两家几乎默默无闻的商贸企业，却对一家投资公司完成了金额高达10多亿元的大手笔注资，这也不得不让人们对这两家企业的实际背景产生浓厚兴趣。

　　更蹊跷的是，在此次增资前，这三家企业并列为新产业投资的第一大股东，三家公司的持股比例均为24.7985%。据工商资料显示，这三家企业均是在2011年3月2日完成股权变更，成为新产业投资的股东。可只要对2011年3月2日前后新产业投资的新旧股东名单及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在上述三家商贸公司进入新产业投资前，新产业投资的股东名单即有上海宜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融达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同样是每家持股 24.7985%，且并列第一大股东。但在大连旺正、陕西凯博鸿和北京江创入股后，上海宜利、泰山祥盛及融信达这三家企业即从股东名单中消失。

　　如此精准同步的股东“置换”行为，当然会令人怀疑，新旧六家“24.7985%”公司或许本身就是由同一势力所操控，股东变更则是掩人耳目的“新壳换旧壳”。上海宜利、泰山祥盛以及融达信过于明显的明天系背景，不仅进一步证实上述揣测，亦令新产业投资与明天系始自2004年的密切联系昭然若揭。

　　2004年3月，上海宜利、泰山祥盛和融达信同时入股新产业投资，三家企业的入股资金均为2亿元，这使得新产业投资的注册资本金由2.065亿元净增3倍达到8.065亿元。而上海宜利正是明天控股的参股企业，泰山祥盛更是明天系2004年入主太平洋证券时所使用的主要载体，亦因此后在太平洋证券上市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闻名”于资本市场。融达信的名气虽不及上海宜利和泰山祥盛，可“巧合”的是，在当年明天系旗下券商远东证券的股东名单中，又是融达信、上海宜利和泰山祥盛三家并列为第一大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融达信仍是潍坊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而潍坊银行第二大股东黑龙江世纪华嵘投资管理公司，据此前媒体报道，则恰是当年明天系掌控太平洋证券时所使用的另一载体。融达信及世纪华嵘共持有潍坊银行26.43%的股权。

　　不独注册资本上的变化，2011年年末以来，新产业投资在总资产及所有者权益上的剧烈变化，同样显示出其实际操控者在资本运作上的“良苦用心”。

　　据新华信托财报附注数据显示，新产业投资截至2011年年末总资产约为39亿元，负债约为6800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38亿元。

　　然而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及深圳联合产业交易所于2011年11月及2011年8月的两份新产业投资产权转让公告均显示，新产业投资股在2011年9月30日的总资产约为29.1亿元，负债为25.5亿元，所有者权益仅为3.6亿。短短三个月内资产负债表的剧变显示，新产业投资的实际操控者在为该公司剥离大量负债的同时，还注入大量资产。

　　对于新产业投资上述一系列资本运作的目的，一位参与多起跨国并购的国际投行人士就认为，这一方面是便于在并购开始后，对外界显示新产业投资乃至新华信托雄厚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利用新华信托及新产业投资为并购募集更多资金预作铺垫。

　　明天系和其掌门人肖建华在过去几年间，刻意低调沉默，市场难觅其踪。而如今如果如此生猛鲸吞ILFC，则此种亮相不可谓不令人震撼。但也有国内金融市场人士提出，明天系在并购前对新产业投资的资产腾挪，或许有借助并购“转换资产属性，转移资产归属”的用意。然而，上述人士也均坦言，对明天系借助新产业投资进行资本运作，进而介入并购的用意，目前仍需要更多证据，以进行佐?证。

　　在金融租赁领域，明天系亦曾有过借收购租赁企业套取银行贷款并掏空企业资产的“恶名”。2001年11月，明天系斥资7亿收购当时在国内金融租赁领域业绩颇为突出的浙江金融租赁公司，但在2005年又被银行债权人“请出”浙江金融租赁，其股权以7.51亿转手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一位金融租赁业资深人士不无忧心的表示，“如果是明天系的话，希望他们经过过去十年的历练，对金融租赁这个平台有更深的认识，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把金融租赁当作掏空及资本运作的工具。”

　　猛虎还是白象

　　“很多企业，在收购前会被视为极具竞争力的猛虎，但买回来才发现只是徒费金钱、大而无用的白象。”一位参与多起跨国并购的外资投行在华负责人表?示。

　　在一份2012年8月向SEC提交的文件中，ILFC仍自我定位为“全球最大的独立飞机金融租赁企业”，而这里所谓的“独立”实际是针对ILFC最大竞争对手GECAS而言—GECAS的母公司通用集团正是全球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在同一份文件中，ILFC亦宣称，自己独立于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厂商及其他航空配件企业的“独立地位”，将会为自己的飞机采购和运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进而为飞机租赁客户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尽管ILFC在字面上从未服软，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从母公司AIG于2008年因金融危机陷入严重困境之后，无论从新飞机购置数量，还是经营业绩上，ILFC与最大竞争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是自2009年陷入亏损，ILFC至今未能彻底扭亏为盈。上述背景以及ILFC近几年资产质量的变化，也使得众多飞机租赁业内人士对于中国财团接盘之后，ILFC的运营前景并不感到太乐观。

　　“从2008年三季度陷入严重危机之后，AIG就一直有出售ILFC偿债的想法。可是2009年和2010年市场给出的报价，是AIG无法接受的。所以后来AIG又转而希望通过让ILFC上市来融资。”一位金融租赁业者表示，“但IPO的进程也不顺利，因为ILFC的经营始终不见起色。”

　　而对造成ILFC经营困境的原因，一位国内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高管直言；“原因就是两方面，一是母公司陷入危机，ILFC的信用评级也跟着被降级，造成融资成本上升，另一个就是母公司没钱投入，融资也困难，造成ILFC没钱买新飞机，收入也上不去。这两者是恶性循环，营业收入上不去，融资难度就越大，结果就越没钱买飞机。”

　　仅以2011年为例。根据一份ILFC文件显示，在当年中ILFC平均有效借贷成本从2010年底的5.03%升至2011年年底的5.90%，而据ILFC自身测算，借贷成本每增长1%，ILFC就要额外增加2.44亿美元的融资成本。而从2008年至2011年，由于购买新飞机的速度明显放缓，ILFC机队的平均机龄也从6.8年升至7.9年。也正因为上述因素掣肘，尽管ILFC的飞机租赁率始终维持在95%以上的高位，甚至在2011年达到99%以上，但ILFC的飞机租赁收入却从2009年49.28亿美元的高位降至2011年的44.54亿美元，而包含债务成本的其他费用则从2009年的35.28亿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55.60亿美元。

　　与此同时，在2008年AIG陷入严重危机时，AIG还出售了不少ILFC优质资产以变现救急，这也极大拖累了ILFC此后数年的经营状况。根据一份ILFC2012年的文件显示，2008年ILFC航空设备及飞机销售收入陡升至4.68亿美元，比2007年高出1.6亿美元。而在此后数年间，由于新购飞机速度的放缓，这一收入也降至2亿美元以下。

　　接盘者策略

　　因此，在中国财团接手之后，首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帮助ILFC找到更加低成本且可持续的融资来源。但从三家参与收购的企业背景来看，获取低成本的长期资金似乎非其所长。

　　“飞机租赁行业是一个需要保持强大现金流的行业。租赁飞机的各种支出，例如一般维护保养、配件更新乃至燃油，都会不断产生巨大资金需求，因此要做飞机租赁，大多需要有保险资金这样的长期资金注入。可是无论新华信托、P3还是国家航空产业基金，都缺乏这方面的资金来源。”前述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高管表示。

　　一位香港投行人士也表示，对ILFC而言，要在美国市场上降低融资成本，关键是要寻找到比AIG更受市场认可的股东，从而调升信用评级，“但这次中国财团似乎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对此问题，发起收购的中国财团似乎考虑另辟蹊径。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就意有所指地表示，在并购完成后，ILFC完全可以考虑将设在北京的办公室升格为法人实体子公司，再依靠国内的子公司获取来自国内及香港市场上的低成本资金。

　　对此，一位金融市场人士解释，如果ILFC在国内设立子公司，获取低成本长期资金的途径，至少有两条，“第一是以国内子公司或合资企业为主体，到香港发债，融资成本可望在3%到4.5%，且中资财团的背景应当能够发挥作用。另一点就是争取中资银行的海外美元贷款。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远远低于ILFC目前的融资成本。”

　　但一位国航人士认为，中国财团收购ILFC后，最有可能还是将这部分股权转手给国内的银行系租赁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资公司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专职常务副会长屈延凯透露，早在2008年时，AIG就曾向国内的金融租赁企业兜售过以ILFC资产为主体的资产包，而工银租赁和国银租赁当时就有意价格拿下这一资产包。不过，这一交易最终因监管层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国企海外收购的审慎态度，最终流产。

　　除此以外，ILFC的接盘者显然还需要以更多的新型客机和更加多样化的租赁服务产品，把握中国飞机租赁市场的黄金发展期。相比之下，这似乎是一个要轻松得多的任务，前提是中国财团能够留住目前ILFC运营团队。“未来十年，国内大型客货机租赁市场规模预期会增长一倍。这对ILFC及其新的股东，都是摆在眼前的金矿。”一位金融租赁行业资深业者表示。

　　因此从逻辑上收购ILFC，既可转卖也可自己运营。谁能让下家接盘，谁又搞定国内航空市场大客?户？

篇三 AIG救助
AIG 危机内幕

AIG 危机内幕

作者: Carol Loomis 时间: 2010年06月01日 来源: 财富中文网

现年60岁、人称“斯塔西娅”的阿纳斯塔西娅·凯利（Anastasia “Stasia” Kelly）于2006年9月出任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的法律总顾问。在她上任之前，长期担任CEO、人称“汉克”的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在2005年被辞退，而在她上任之后，AIG金融产品公司（AIG Financial Products）于2008年遭遇危机，美国政府不得不接管AIG。凯利在MCI公司下属的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爆发财务丑闻后出任MCI的法律顾问，并且对公司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AIG一再重申自己的计划之后，凯利应格林伯格的继任者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之邀，帮助AIG重整旗鼓。工作日期间，她住在位于曼哈顿的市中心公寓。公寓的位置有些寓意，它恰好处在AIG公司总部及最后接管它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所在的两个街区中间。周末，凯利飞回华盛顿附近的家，与丈夫和双胞胎儿子（现在已经上大学）团聚，她的丈夫是位退休的联邦执法官。在AIG工作期间，凯利先后向4位CEO汇报工作，其中一位几乎无视她的存在，还有一位却非常珍视她的判断，并且提升她为副董事长。与此同时，她的工作也从日常事务转变为危机处理。凯利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辞职——原因是薪酬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内外交困的AIG。

凯利在AIG的角色让她站在一场金融灾难的中心，这场灾难将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永远的经典一幕。在同意谈论AIG公司的动荡岁月之后，凯利在今年1月与《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卡罗尔·卢米斯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其住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会面。以下是会谈内容选编。 《财富》杂志：2006年进入AIG公司之后，它的企业文化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你？ 凯利：我从未见过这么勤奋工作的人。在AIG有个笑话：“谢天谢地，今天是星期五了，这意味着离周一只有两个工作日了。”

不过，AIG的所有高级经理都是汉克·格林伯格一手栽培的，而且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对变革不感冒。我希望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合规机构，但我却不断听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我不断推动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建立了这个机构。2008年，当灾难来袭时，它对牢牢掌控海外事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点：你在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见不到多少女性。当我第一次参加管理团队扩大会议时，我是35名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我对马丁·苏利文开玩笑说：“我猜我们不会男女交叉着坐，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每5分钟就得换个座位。”

你与AIG金融产品公司（FP）之间的关系有多深？

起初没什么关系。FP有它自己的法律顾问，他向AIG公司金融服务部门的总顾问汇报工作，而总顾问——在我要求实行这种安排之后——则向我和该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参与FP的工作是在2007年底，当时我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分析师会议，讨论有关信

贷违约掉期（CDS）的问题，我们把这些信贷违约掉期卖给了那些希望为其持有的高等级债务抵押债券（CDO）规避风险的金融机构。当时，我得确保我们正确披露会议上谈及的内容。 马丁·苏利文和FP的CEO乔·卡萨诺（Joe Cassano）在那次会议上到处承诺，CDS的价值是完全按照FP的账目确定的。但是，仅过了两个月，你们的审计公司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就得出结论说，有关这一价值的不确定性，意味着AIG在其内部控制上暴露了“严重的缺陷”。

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个可怕的消息。我们想方设法为CDO寻找参考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制定出CDS的价格。只是我们找不到任何可参考的市场。在心底里，我们都认为这个流动性局面是暂时的。但是，普华永道最终说：“那里根本没有市场。”

对公司来说，情况有多艰难？

如果情况只是那样，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经济每况愈下，而马丁在2008年父亲节那天下台——我是按照节日来记事情的——当时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渡过这次危机，情况究竟会有多糟。

当苏利文离开公司时，AIG的董事长鲍伯·维拉姆斯塔德（Bob Willumstad）接任CEO，当时评级机构纷纷调低对AIG的评级，而且你们在CDS业务上的合作伙伴也在追索抵押品。维拉姆斯塔德打电话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与其讨论如果有必要，AIG——毕竟它是家保险公司，不是银行——是否符合要求，可以获得政府救助。你知道维拉姆斯塔德拜访盖特纳的事吗？

我是间接知道的。鲍伯主要通过外部顾问来运作。这种情况不多见。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习惯充当军师的角色，可我当时不是。跟你一样，外部顾问很难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这是鲍伯的风格，而且作为CEO，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考虑过辞职。但是我知道，在公司陷入这种困境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

维拉姆斯塔德是否认为你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从未这样想过。我觉得这只是鲍伯的工作风格而已。【AIG救助】

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决定命运的2008年9月吧。雷曼兄弟公司（Lehman）在15号（星期一）倒闭。市场被冻结了。AIG在16号被接管，因为它没有能力满足FP的质押要求，而且它如果要想摆脱破产的命运，就得申请救助。在造成如此局面的前一周，你在做什么？

那个星期的前几天我在日本，周五才返回，按理说应该是13号星期五，但我猜还是12号。当时AIG的管理层还远未筹集到我们所需的担保。周五晚上，我打电话给纽约州的保险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 Dinallo），周六一早他已经和他的团队到了那儿。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办法把FP与公司其他部分隔离开来。那个周末，美联储——当时还算不上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不过它却是我们可以求助的最后的借款人——正忙着做尽职调查，它想知道如果借钱给我们，我们还有哪些资产可做抵押。

到了星期二，政府——雷曼公司破产对信贷市场造成的影响让它惊恐不已——做好了接管AIG的准备，而且公司董事会也在讨论这种局面与破产孰优孰劣。如果破产，会遭遇什么问题？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难做出那个选择。仅以运营保险公司为例：它们走不了破产这条路。你必须在任何极端情况出现之前，与法定的州立监管机构商谈。州立保险公司必须在州内运作，譬如破产接管。而我们就得让经营成功的公司即在那一刻没有麻烦的公司进入破产接管阶段。另一个问题是AIG各家公司相互间的关系——抵押品及共有资产。请记住，这是格林伯格塑造的公司。你决不能因此让母公司走向破产。情况错综复杂。

如果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策划一个方案，也许我们可以找出一系列比政府接管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不破产的选择——谢天谢地，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想破产是个更糟糕的办法，尽管纳税人也许不这么认为。

当晚你是几点回家的？

大约凌晨3点。我定了闹铃，我知道自己在上班之前也许还能睡5个小时。但是我没做到，因为我接到电话，告诉我每个人都必须在8点半之前到达会议室，“因为美联储有人要来”。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8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在来回乱转，等候消息。随后，埃德·利迪（Ed Liddy）走了进来，前一天我们已经得知他将接替鲍伯·维拉姆斯塔德。利迪是一个人来的。他把我们带进会议室，并且开始行使CEO的职权。

在进入MCI公司之前，你是西尔斯公司（Sears）的总顾问。利迪当时也在西尔斯工作。也就是说，你们两人是认识的？【AIG救助】

我们两人并没有在西尔斯公司共过事。我是1999年进入西尔斯的，当时他已经离开，去管理Allstate公司了。但是我们两人都在芝加哥，而且我的确在社交场合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我必须说我们两人在AIG一拍即合。他是个头脑聪明、讲求原则的人，作为领导他并不冒进。他关心别人，总是保持头脑清醒，从来不会头脑发热。我渴望与埃德·利迪共事。 我猜你在2009年3月众议院监察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的听证会上目睹了他的冷静。这次活动反映了美国公众对救助行动的愤怒，当AIG在听证会之前宣布，为了履行合同，它已经为FP的员工预留出1.65亿美元薪酬时，公众的情绪沸腾了。顺便说一句，FP的员工在今年2月又得到了一笔薪酬。3月的听证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起初，听证会的主要内容应该是AIG的接管问题。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只有FP的薪酬问题，而且整个场面非常可怕。当时我们的一些员工还接到了恐吓电话。有人给AIG的网站发来电子邮件说：“应该用钢丝把AIG的高管和他们的子女绞死。”

听证会之前的那个晚上，媒体蜂拥至华盛顿，试图找到埃德下榻的酒店。因此，我丈夫和我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当晚，埃德和我讨论的一件事是，他是否应该在听证会上说出死亡威胁的事。这一做法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在找托辞。最终我们决定，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埃德就亮出一些恐吓信。

第二天，在5小时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冲他大叫大嚷，整个场面让人难以接受，他最终确实读了两封信并被记录在案。而且就从那时起，整个听证会的气氛发生了变化。现场气氛从义愤填膺转变为“好吧，你们也是人；你们有孩子；你们为他们感到担心；对不起，政府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当埃德在听证会结束后起立时，差点儿摔倒在地。我问：“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在职业生涯中有个习惯。当我知道我不得不控制自己，而且又很难做到时，我会蜷曲我的脚趾。这样做很疼，但能让我集中注意力，以免失去控制。可我的脚趾从来没有蜷曲过5个小时。”

对你而言，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2009年6月肯尼斯·费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的到来。他是薪酬问题专员，专管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资金且未予以偿还的7家公司，AIG公司当然也在其中。你是AIG公司与费恩伯格打交道的关键人物。我了解到，那次经历让你打心眼里感到厌烦。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吧？ 是的。因为，首先，当你毫无权力时，很难展开谈判。费恩伯格掌握着权力——无上的权力。我们的新CEO鲍伯·本默切（Bob Benmosche）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明白，我们必须开出什么样的薪酬才能吸引并挽留我们急需的人才，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偿还纳税人的债务并处理FP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争取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支持。但是，费恩伯格有政治和民众方面的考量，而且他得设定一个能让他们满意的数额。在我们就这个问题谈判的几个月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结局好不到哪儿去。

我天生是个乐观派，而且我也一直努力做到这一点。费恩伯格的做事风格是先拿出一根胡萝卜，然后再换大棒。我开始把我们比作橄榄球比赛中的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我们不断奔跑着去踢球，可球场上根本没有球。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能力形成一股合力，从而把包括我在内的AIG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凝聚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做到，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个人的决定将让我换个地方，于是我把这一切告诉了鲍伯。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计划过离开公司，而且我也不想离开。 能详细说说你在2009年的薪酬情况吗？

2009年初我升任副董事长，有了新的职责，如人力资源管理，而且薪水也大幅提高。我在2009年的工资应该是90万美元，而且还会有一笔奖金，数额在零至220万美元之间。按照计划，我原本还会得到一些前几年遗留未发的薪酬。但是费恩伯格最终决定，AIG公司薪酬最高的25人中，大部分人——2009年包括我在内——得到的现金不能超过50万美元，此外再加一些AIG的股票，不过这些股票将分阶段发放，它们似乎就是薪水。

这样一来，按照费恩伯格最终的决定，你在2009年的收入将从90万美元现金（而且有可能会多得多）削减为50万美元现金加一些股票，对吧？

没错。而且我还得考虑另一个问题。按照费恩伯格的计划，我在2009年有可能成为AIG公司薪酬最高的10个人之一，但是按照规定，参与TARP的公司中收入最高的10个人如果要离开公司，他们就不能获得离职酬劳，也就是法律术语所说的黄金降落伞。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的收入排在前10位，我留任至2010年，然后决定离开公司，那么我就无法得到遣散费。

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家接受救助的公司的高管还能拿50万美元——当然，与传说中你将得到的380万美元遣散费相比少了很多——似乎是非常过分的。 对此，我完全理解。我父亲出身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家庭，是个警察，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一年也许才挣6万美元。但是，我为我的事业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才取得现在的成就，我一直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我都快被折磨死了。公司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让我腐化。有人会说：“我认为你的工作非常出色，斯塔西娅，但美国人民痛恨你，因此我们认为你一年的收入不能超过50万美元。”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对此我无法容忍。我猜这是因为我有爱尔兰人的血统。

你现在想做些什么？

我准备用接下来的几个月理清思绪。我已经接到了律师事务所打来的电话，他们想和我谈谈一起执业的事，我也接到了一些猎头公司的电话。至于马上去另一家公司担任总顾问的想法，我想还是先放一放。不过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

对于AIG公司的未来，你有何看法？

那里有众多优秀的人才，有众多优秀的业务。有鉴于此，我认为他们会有出路的。如果鲍伯和董事会能够把公司和员工团结在一起，那就有办法偿还纳税人的债务，并且让AIG的优秀业务继续发展下去。我想不必我说，这个故事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译者：萧艾

篇四 AIG救助
AIG危机的影响与启示

篇五 AIG救助
AIG危机的原因与启示

AIG危机的原因与启示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袁力 [ 2009-10-24 ]

美国国际集团（AIG）成立于1919年，曾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金融保险服务机构。在2008年之前不到40年的时间内，AIG的市值从3亿美元攀升至最高的近2000亿美元，长期位于美国利润最丰厚的十大公司之列。然而，AIG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2008年,经营亏损达到992.89亿美元。截至2009年7月末，其市值已经由2006年底的1900亿美元下降至17.5亿美元。巨额亏损、股价暴跌、信用评级下调、交易对手追索抵押品，这些危机环环相扣，导致AIG陷入绝境，最终不得已接受美联储注资，实质上被政府接管。深入探寻AIG陷入危机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特点和弊端，也为促进我国金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次贷危机对AIG的影响机理

AIG危机全面爆发时，旗下的保险业务基本正常，真正的危机来自其投资业务领域。

1、全面涉足住房按揭市场

AIG几乎参与了美国住房按揭市场的各个环节（见图1），主要扮演了CDS发行者和次级贷款投资者两个重要角色。特别是，AIG旗下的金融产品部门（AIGFP）大量出售超高级信用违约掉期产品（CDS）。该产品约定，只要购买了AIGFP的CDS之后，AIG就承诺当承保的证券出现违约时，向买家进行赔偿。AIG最高为超过6000亿美元的债券提供了CDS保险。2007年和2008年，此项业务亏损分别达到114.72亿美元和286.02亿美元。

图1 AIG全面涉足住房按揭市场的各个环节

2、公司内部风险过于集中【AIG救助】

除直接涉足住房按揭市场外，AIG还开展了大量的融券业务。通过出借证券，AIG可以获得证券公允价值102%的保证金，并用于投资固定收益证券。2007年底，AIG收到的融券保证金总额为820亿美元，大部分资金投向了MBS、CDO和ABS等高风险品种，整个投资组合的公允价值为757亿美元。这其中，AIG的所有业务板块都有涉及，其寿险和养老金板块涉足融券业务最深。2008年，AIG融券业务总损失超过182亿美元。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AIG开展了多次援救，注资总额达到1825亿美元，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政府对私人部门干预的最高纪录。AIG之所以得到政府救助，其根本原因在于，AIG是一家具有“系统性意义”的公司，交易对手和客户群体涉及面广，如果放任其破产倒闭，将导致大量商业银行表外风险暴露，可能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引发社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对AIG的巨资援救，是化解系统性危机的必要举措。

二、AIG危机深层原因分析

AIG危机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刻揭示了当代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时代背景和弊端。

1、金融机构很难在系统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

次级贷款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基础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再证券化”机制，基础资产质量恶化的风险不仅未能有效分散，反而在“链条式”传送中以及高杠杆率的作用下显著放大，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难以准确计量的系统

性风险之下。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相关证券出现大幅减值，处于次贷价值链中的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难逃一劫。

2、公司内控不力是导致风险误判的重要因素

引爆AIG危机的AIGFP成立于1987年，在其为AIG持续获取丰厚利润的背景下，集团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监督。而AIGFP经营表现出很强的投机性，片面追求利润，忽视风险控制，完全不顾来自多方的风险预警。单纯利润导向下的内控机制失效，使经营风险迅速累积。2007年底，AIGFP的超高级CDS交易仓位总计5331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违约大幅增加，CDS产品的巨额亏损在短期内将AIGFP乃至AIG拖垮。

3、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失衡，是AIG走向危机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出现了金融创新加快和金融监管放松的趋势，最终导致了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衡。具体在AIG危机上表现为：一是混业经营超出集团管控能力。AIG在自身不熟悉的领域广泛地进行了多元化扩张，从传统的保险业务进入了证券、银行、投资管理、融资租赁等领域，多元化战略加大了内部整合难度，导致风险不断累积。二是业务创新缺乏约束。AIG信奉创新至上的理念，但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背弃了风险防范至上的铁律，为根本不符合承保条件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保险，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三是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AIG从事CDS相关业务，保险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都没有明确的监管要求。究其本质，在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强调并依赖市场自律和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对本国金融机构及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过于乐观。

从更深层次看，AIG陷入困境和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维持其双赤字和超前消费。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泛滥，不仅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导致了美国金融机构的行为异化。最终，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背离，美国住房市场危机通过多种途径迅速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

三、AIG危机对中国金融保险业的启示

从AIG危机中，我们可以得出六点启示：

第一、准确把握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规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金融保险产品的创新，目的是通过为社会生产和交换提供便利或创造条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走向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式的发展道路，必然是本末倒置，最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为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避免更多的外部风险冲击，我国金融保险企业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的研究，吸收高层次研究人才，组建研究团队，提高科学研判形势的水平。

第二、注重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平衡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正确的保单定价和准备金提取是决定保险公司内涵价值的关键。从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实践看，尽管保险资金运用对于提升赢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承保业务长期亏损，单纯依赖投资盈利的经营模式并不能持久。一旦金融市场环境变化，这种经营模式很难抵御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实践看，近年来，少数保险公司片面追求发展投资业务，弱化了保险的保障功能，不仅加大了资产负债匹配的难度，个别公司经营甚至陷入困境。保险公司过度依赖投资收益的经营模式只会带来业绩的大幅波动，保险机构应根据自身承保业务的盈利能力确定资产配置战略，努力在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间寻求平衡。 第三、坚持风险管理为本的保险发展方向

向全社会提供综合的风险保障是保险的立业之本，这也是保险业区别于其他金融行业的重要特征。只有不断挖掘和提升保险产品的独特价值，保险业才能更好地发挥行业的自身优势。随着我国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保险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市场细分、产品和业务创新成为保险公司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应认识到，在保险发展与创新中，必须始终围绕风险管理这一主线，在努力发掘和满足客户的风险管理需求方面做足文章，切实发挥保险产品在承担和转移风险方面的优势。

第四、保持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动态博弈与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会突破一些金融监管措施，打破金融环境原来的均衡状态，这就要求金融监管与时俱进，既要能防范和减少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鼓励创新，维护市场发展活力。目前我国金融保险业正处于发展初期，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在国际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因为危机的发生就不敢创新，而是要继续支持创新，同时，对创新进行合理引导，使监管和创新在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同时，促进金融改革不断深化。

第五、完善偿付能力、资产风险和杠杆率等多方位监管

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保持充足的资本金。近年来，保险构的偿付能力监管已得到了广泛重视和不断完善，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监管为支柱的保险监管体系。随着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房地产、股权等投资领域的逐步放开，应加强对资产风险的监管。同时，探索对金融机构杠杆率的监管，通过设置合理上限，防范高杠杆经营带来的风险。 第六、立足国情，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危机引发了各个监管当局的反思。当前，美、英和欧盟正在酝酿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其主要目标是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叠以及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金融发展和深化的初期阶段，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欧美金融监管体系变化，汲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发挥监管的协同效应，形成“权责清晰、定位明确、覆盖全面、协调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

篇六 AIG救助
美国AIG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及启示_许敏敏

FRIENDSOF财会经纬

美国AIG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及启示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摘

*

许敏敏王鹏程

要】在2008年美国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国际金融集团（AIG）深陷其中。为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文章就AIG危

机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及启示进行探讨。

【关键词】AIG；保险业；美国；中国

2006年初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7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使得众多的金融机构深陷其中。这次以美国金融领域为起点的危机迅速波及到各实体领域。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第一大金融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是其全面爆发的标志之一。分析AIG对中（AIG

国保险业的影响及启示有助于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AIG危机对我国保险业外部环境的影响一、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AIG危机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分析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困难。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却较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明显。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金融危机，全球的消费能力锐减。作为出口带动型国家，中国的

进出口贸易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GDP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下降是AIG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居民收入水平是寿险和非寿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间接降低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AIG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导致进出口业务的下降，也必然导致相关领域的保以及生产进出口险业务量下降。如与进出口密切相关的海上保险，产品企业的财产保险业务也会相应减少。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AIG的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低迷对海外资本市场的影响。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变缓，有些甚至出现衰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全球资本市场不活跃。第二种方式是我国境内保险公司在海外的投资会受到较大影响。在金融危机发

*本文得到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20071D0500300145“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分析”（项目编号：）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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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过于依靠刘先生，也说明刘先生家庭未来承担的风险较高。从负债来看，刘先生家庭短期内的债务风险很大，超过50%的债务收入比例，已步入房奴行列。随着刘先生儿子的成长以及父母年龄的增加，刘先生家庭支出将有较大幅度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多，刘先生家庭的投资额度也在逐

图1

性比率可见其家庭投资于净资产比率较高并非因为投资资产的良好运用，而在于因债务过重引起的净资产过低。刘先生家庭清偿比率为61%，略高于50%的通用标准，说明刘先生家庭清偿能力基本可以保证，其财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一定时期内的债务危机。刘先生家庭的负债比率为39％，说明刘先生家庭的负债比率略低于50%的标准值。负债收入比率55%高于40%的标准值，说明刘先生家庭的短期还债能力较弱，家庭年收入超过一半的比例用于还债支出，一旦家庭收入出现意外，将

可能导致刘先生家庭短期还债能力出现不刘先生家庭的流动性比率为14%，流动足。

性比率反映了家庭流动性资产与每月支出的比值，通常的流动性比率在3%-6%较为合理。14%的流动性比率说明刘先生家庭的流动性资产可以支持刘先生家庭14个月的支出，对目前刘先生家庭的收入情况来说有些偏高，过多的流动性资产也反映了刘先生家庭资产增值能力的不足。

刘先生家庭的收入以刘先生为主，如合伙企业不发生大的经营危机，刘先生家庭收入在未来将有较大提高。但刘先生家

【参考文献】

.西安：［1］杨利红.投资理财技巧［M］陕西

2008.科学技术出版社，

［2］刘光岭，张雷.基于生命周期的个人理

.经济问题，

2008.财需求模式分析［J］渐增加。刘先生家庭属于收入与支出都较多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家庭收入较多，但由于两栋房屋的贷款支出，导致家庭年结余比例很低，未来规划积累困难。此外，过低的负债收入比率表明刘先生家庭一定时期内容易发生债务危机，因此刘先生家庭的财务状况应根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特点进一步优化，防止以后出现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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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OF会ACCOUNTING

经纬

生时，我国境内部分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刚开始进行海外投资，如果风险控制得当，我国保险公司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确实是较好的一种资产管理方法，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降低风险。但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在金融危机发生时，风险必然会跨境传递，我国境内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作为投资收益率下降的一个市场反映，保险公司的股票也必然同期下跌。

二、

AIG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一）对中国保险消费者信心的影响

AIG作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多年来以其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产实力为人所知。全球享有盛誉的、资产实力雄厚的百年AIG需要政府救助，

这一消息将降低消费者对保险业、保险公司的信心，对保险业、保险公司资产实力、经营水平等产生怀疑，中国保险消费者信心受到影响，也将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需求。

（二）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保险公司的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承保业务；另一部分为投资业务。在利率较高或特定时期，

部分保险公司倾向于以低于成本价格的保费承揽业务；而后以提前收到的保费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以较高的投资收益来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

从AIG的危机来看，在危机刚开始发生的时候，AIG的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并没有出现大的亏损；而随着危机的影响渐渐被释放出来，

AIG在房地产上和资本市场的投资都出现了巨额的亏损。但在承保业务上虽然有亏损，与投资业务相比，数额相对较小。AIG2008年第四季度的普通保险业务营业亏损为28亿美元，同比下跌16.3%，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全面恶化。业务萧条导致企业（譬如设备保险）和家庭（譬如汽车和房屋保险）向保险业缴纳的保费减少。而同时，

金融服务部亏损为176亿美元。中国的保险公司普遍存在重投资，轻承保的现象。如果单纯考虑承保业务，相当一部分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利润为负，需要靠投资业务来弥补其承保业务的亏损。而从表1可以看出，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下降，这是2008年度中国保险公司业绩普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受金融危机影响，平安在富通上的失利是2008年中国保险业投资收益率巨幅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表12005———2009年中国保险业投资收益率表

年份（年）20052006200720082009投资收益率（%）

3.60

5.80

12.17

1.91

6.41

三、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启示（一）对我国保险监管者的启示1.避免监管者缺位

在AIG危机发生的原因中，其中一个原因是监管者缺位。这种缺位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其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出现真空；另一方面是即使该金融衍生品处于监管下，由于该产品的复杂性、专业性，监管者未必有监管能力。因此，对中国的保险监管者而言，避免AIG危机的发生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上，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另一方面是加强监管者的专业素养，使其有监管能力。

2.建立快速反应与纠错机制

在AIG危机发生的过程中，由于AIG在接受政府救助后对其128

会计之友2010年第10期

下

高管发放高额奖金，引起各界的不满。2009年10月22日，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分别出台措施，对所有商业银行和政府救助机构高管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薪酬体系提出新规定。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监管者较难预期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事件发生后，优秀的监管者能够较快地对错误进行纠正。因此，对我国的保险监管者而言，建立快速的反应和纠错机制是其必由之路。

3.合理确定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行业的比例

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AIG的危机，都与美国房地产市场房价的波动相关。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也与房地产相关。在大萧条开始时，所有住宅中大约一半被抵押。1934年的美国《城市住宅金融调查》显示，被调查的22个城市中，一半多的城市违约比例超过了38%，甚至有的地方达到了50%-60%，债务人普遍破产。因此，监管部门在确定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行业比例时，应持谨慎态度，合理确定其比例。

（二）对我国保险公司的启示

1.中国的保险公司应注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管理

AIG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保险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因遭遇系统性风险而险些沉没。中国的保险公司虽然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下降，但其损失程度要远远低于AIG。随着中国保险公司投资领域的放开，保险公司逐渐涉足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如何防范和管理系统性风险，是经济复苏时期我国保险公司应关注的一个重点。

2.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要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AIG陷入危机的原因是因为其金融衍生产品，而该金融衍生产品产生的初衷是因为要改善AIG的盈利情况。在较高的收益率面前忽略了金融衍生产品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是AIG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现代企业的经营目标之一是以盈利为目标，这本无可非议，但与其他企业不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一旦出现问题，将出现多种社会问题。保险公司应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这也决定着我国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时应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3.我国保险公司应回归到承保业务的经营管理上

在AIG的危机发展过程中，

AIG的金融衍生产品发生了较大损失，其投资业务也因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而出现较大的损失，但其部分承保业务在此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失，反而继续盈利。AIG2008年第四季度人寿保险和退休服务实现净利润7.42亿美元。这也给我国保险公司一个启示：保险公司业务的重心应回归到承保业务上，而非重投资轻承保。加强对承保业务的管理，才是保险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4.我国保险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在AIG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下，董事会或经营层为少数关键人物所控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对中国的保险公司而言，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合理的公司薪酬体系，如何避免经营层整体失言，或董事会为少数人所把控，建立真正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使我国的保险公司避免重蹈AIG之路。●

【参考文献】

1］黄之骏.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4）

.2］支晓强.管理层持股与业绩关系的理论分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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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高林.金融危机机理分析、影响评测及启示：基于保险公司投

资角度［J

］.中国商业保险，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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